摘要：德莱叶认为，法学除了scientia的两个维度，即对法官判决进行经验上的描述（法官法实证主义）以及对主观的立法者意志或客观的法律内在意志进行探究（法律实证主义）之外，还应包含第三个维度，即属于prudentia范畴的法政治维度，也就是法官造法的法律续造维度，[35]或者说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权衡的维度。 ...
当运用文本解释、体系解释，都不能得出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之地位，那么应如何看待该制度设计呢？本文认为，宪法在此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一种模糊和空白。
如果存在交叉，那么交叉部分的内部信息应该属于政府信息。这也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些行政机关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
2008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此进一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行政执法机关公开假冒伪劣和侵权行政处罚案件相关信息，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如果该部委要求该农户提供其为科研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证据，一方面该农户很难提供证据证明该政府信息是为科研需要，另一方面即便其提供了该部委也很难进行判断。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程序问题 受理程序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甄别、过滤和分流程序。
实践中，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秘密判断权以及判断标准。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信息的制作机关原则上是该信息公开的义务机关。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必须要得到正视。
它恰恰是政治的，但又并非是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甚至不是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教授所描述的那种非正式的宪法修改。因此，授予地方立法权对于实现治理的价值来说，是一柄双刃剑。See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pp.49-91. [3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76页。[3]周永坤：《法治视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评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宪法对地方立法权的规定是不够明确的，《立法法》显然是对相关条款作了阐释，却并非是司法式的—这不仅仅是指主体上的非司法性，也包括了方法上的。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第82条）。
[9]但这种分散出来的权力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通过立法主体来判断法律位阶，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主体所代表的民主性和利益特点不同。只不过要考虑它针对什么问题、适用哪些情形、有何限制条件？《立法法》修改推动地方立法权扩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通过民主的途径来阐明民主宪法（宪法权力制度）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宪法在具体问题上变得清晰、明确和有效，宪法本身也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实验本身并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而恰恰是一种凝聚了一定共识的行为，而地方立法作为这种共识的制度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47] 众所周知，宪法规范常常面对与之相反的实践难题。
具有民主（民意）基础的政治主体—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按照民主机制来推动宪法发展，也并非当然正确，否则就没有违宪的问题了（这就是张千帆教授所称的程序性实施）。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部，必然存在诸多需要自主决定、体现本地特点的事务。例如张千帆教授主张程序性实施和实质性实施的分类，后者相当于合宪性审查制度，前者却包括了立法实施、行政实施和按照宪法程序作出的司法实施的行为。第四，它给予地方政治主体（包括地方党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一个新的决策平台和治理工具，从而有可能激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带动公众参与公共事务。
关于地方立法权，我国宪法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空白。注释: [1]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从立法的民主基础来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表达的是辖区内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依据《立法法》，我国目前大致形成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范效力等级结构。
五、结论 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论证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其二是说明《立法法》修改指出了一种实现宪法效力的路径，也是宪法依赖民主进行实施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宪政主义。49个较大的市也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因此，本文称八二宪法具有实验的精神，它支持两种实验路径：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的方式（民主方式）创造的实验。又如有学者认为宪法实施有双轨制，包括政治部门依职权的以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化实施和以合宪性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法律化实施。作为授权法，宪法往往会在其条文中明确指示一些内容可由立法机关立法具体化。它构成了我们运行中的宪法。
因此，考察地方立法权之有无与权限，有必要回到这些规范之上。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宪法具有规范性—如果我们找不到严格的规范依据，制度改革和变迁必然要十分审慎。
相较于以前的立法权配置结构，《立法法》修改导致了地方立法权的扩张：设区的市取得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然而，在反定型化的视野下，八二宪法之下呈现诸多良性违宪的现象，不妨视为这部宪法所主张的宪政模式的特性：强调地方实验。
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证成由立法者阐明宪法内涵的途径的基础。由此可见，地方立法权扩张对于中国宪法学来说，是一个重要且典型的例证。
[29]基层民主与本文要阐释的设区的市的权力行使不尽相同，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找寻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的依据。《立法法》修改是立法者阐明宪法的不确定性、填补宪法空白的表现，形成一种由立法者发展宪法的模式。作者简介：李少文，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然而，对规范的阐释路径是多样的。
[37]良性违宪在理论界产生了许多争论，至今仍然是中国宪法学诸多理论的思考起点。又如，张千帆教授主张一种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宪法实施路径，以地方实验变通宪法规范来阐释宪法内涵、发展宪法。
质言之，它们应当有充分的理性依据并获得接受。《宪法》第100条是第99条之外的特别情形，规定省和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特权。
但治理并不意味着削减地方政权机构的责任。为良性违宪的改革行为提供理据，有时可以跳出传统宪法解释的思路和框架
[93] 罗文斯坦关于规范宪法、语义宪法与名义宪法的区分可参见K. Loewenstein, Verfassungslehre, übersetzt von R. Boerner, 4. Aufl., Tübingen 2000, S. 151ff.; F. Müller/R. Christensen, Juristische Methodik. Bd 1: Grundlag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9. Aufl. 2004, S. 147ff. [94] 比如台湾基于一份调查，禁止犯有某些罪名的人员担任出租车司机，认为这些人担任出租车司机之后的累再犯率相当高，但黄舒芃认为数字本身不会说话，对之予以批评。实证法的应运而生是整个世界持续祛魅的后果，理性自然法则、政治决断论、经济决定论都试图取代上帝的位置，但均无功而返。所谓与社会相适，并不是指社会概念的完全镜像，而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抽象度，从而维持对社会中的变化进行回应的能力。通过对宪法变迁的观察，分离出今天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宪法规范的意义，从而为宪法概念的形成确定可能性之边界，并从宪法概念的可能性边界内通过相应的宪法机制作出选择，以期实现最优的宪法决定。
然而，后果本身始终存在着难以科学测定的问题，[66]对后果的评价同样也存在惟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与考量公平的福利主义之间的争论。一个完整的表述是：价值判断的作出有时要依赖事实的调查，但事实又需要评估，这又需要回到一个特定情势下的价值预设，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规范）之间的循环。
[9] 比如行政法中关于实质法治问题的探讨，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另一方面，宪法教义学同样也包含了价值判断，需要通过抽象化的概念形成，将多重选择的可能性涵括在内，而且从可能性边界的范围中作出选择，考量相关决定的后果等事实性的因素，作出最优的决定，比如讨论国企改制等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改制之后的效率问题。
由此，就需要引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解释的基础性结构，使宪法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视角下综合进行考量，并确定可能性的边界，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决定，构成完整的合宪/违宪判断。[91]谢海定看到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背后关涉到的是基本预设、法学知识科学性与法学知识自主性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根本上涉及对法治实践及道路的不同理解和偏好，并强调在反思各自问题基础上加强知识合作的必要性。
